密爾的《論自由》

       密爾（John Stuart Mill, 1806-1873）是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大師，奠定當代自由主義的重要內涵。

密爾常被人稱為小密爾，因為其父親詹姆‧斯密爾（James Mill）在歷史上也小有名氣，因此與其作區隔。密爾自幼就在其父親的嚴格家庭教育中，自小開始讀希臘文、拉丁文、法文、德文，廣泛研讀古典作品，包含歷史、詩、哲學、演講詞以及當代的數學、化學以及政治經濟學等等，每當他父親正式教授後，又會要求密爾重新口述，倘有錯誤或不完整，會要求立即更正或補充。由於他的父親與當時重要學者有往來，所以，也藉機會讓密爾跟他們一對一學習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功利主義者邊沁，密爾亦對此學說最信服，自己歸類為功利主義者的一員。不過，密爾對於邊沁的觀點作了重要的修正。

當密爾到十五歲時，他就已經體認到，閱讀與自行思考寫作相比，寫作所獲得的進步要比閱讀來得多。而且當他上大學讀書時，他開始體認到，他的智識已經遠超過同年齡的人十年以上。

但是這些超齡的學習，密爾固然非常肯定，他認為當時許多人拿太多幼稚的讀物，淺嘗輒止的教學以及過於強調要快樂學習，致使浪費孩童的智慧，也學出不成績。不過，密爾自己也坦誠，他父親過於嚴格要求的邏輯思考分析，二十多歲時，他就瀕臨崩潰的邊緣，失去對於生命的熱情與陷入憂鬱當中。經過半年後，他不經意地從閱讀閱讀他人的《回憶錄》，重新喚起內心的情感與對生命、人群的關懷。他深切地領悟到，縱使快樂仍是人們應該追求的生活目的與評判事物好壞的標準，但是真正的快樂不是來自於以快樂為目的，反而要迂迴地，「為了其他目的與理想」的人才能真正獲得快樂（Mill, 2007：115）。

密爾最有名氣的著作是《論自由》，這本著作，他說不僅是他個人的著作，而且是他和他太太兩人共同的作品，兩人對每句話、每個段落來回斟酌，也使得這本書成為傳世的經典。不過，這本書出版前，他的太太即已過世。有人認為《論自由》與他們夫婦兩結合的過程也有關係。密爾認識她時，已經是別人的妻子，兩人相識二十年後，這位先生過世，兩人終於能夠在一起。這在當時，受到社會輿論的壓力，《論自由》也可以說是，密爾捍衛他們倆在一起的作品。

所以，《論自由》開宗明義即說，這不是哲學上處理意志是否自由的問題，也不是在處理獨裁政府與個人自由間的關係，而就是個人與社會或說群體多數的關係。這本書在問的問題是：在什麼情況下，社會才得以介入個人自由？

通常社會對於個人自由的限制，往往來自於習俗、習慣、傳統，而沒有一定的標準。《論自由》就是試圖建立這樣的一個標準。

密爾提出一個簡單的原則，一般也稱為：「傷害原則（Harm Principle），亦即：

只有基於自衛的目的，人類才有理由，集體或個別地，干涉他人行動的自由。只有基於防止他危害別人的目的，才能不顧他自己的意願，正當地對文明社會中任何一個人行使權力(Mill, 2004: 35-36）。

        換言之，只有在避免造成傷害的情況，集體社會才有資格與干涉個人的自由。反過來說，如果某項行為並沒有傷害他人，危及別人的安全，倘若僅僅只是「為了這個人好」、「為了幸福」、「比較好的作法」等等，這些理由是不能強迫個人接受，即使個人的抉擇可能並不被一般人所接受。

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 譬如，有人喜歡倒立，有人喜歡參與極地挑戰，有些人喜歡裝扮成玩偶……這些都是這些人的自由，社會不能干涉。當然，這不代表密爾認為，眾人不能說話，依然可以採用「說服、辯論、討論」，只是不能以「強迫」的方式。

我們先拉回現實來看，其實，密爾的這一個原則，在我們憲法中也可以看到。中華民國憲法第23條：

「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，避免緊急危難，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」

這裡的「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」、「避免緊急危難」也都可以隱含著除了造成他人的傷害外，不得限制個人的自由。

或許看到這裡，有些人可能會進一步問。可是，這些個體的決定，有時很愚蠢啊！為什麼密爾不贊成我們干涉呢？密爾重視這種個體權利，他有一個更根本的理由。這種理由不是訴諸天賦人權，也不是什麼先驗價值或是無上命令，而是訴諸於功效（utility）。而這裡的功效，是一個非常廣義的意義，不是指此時、此地、此人的功效、利益，而是有助於整體人類社會進步。

為什麼重視個體性，會促成人類整體社會進步呢？

我們歸納了六項原則，說明密爾認為尊重個體性可以帶來比較大的效用。

1.      經驗判斷說：

人們透過學習，然後：「智力成熟後，以他自己的方式去利用和解釋經驗，卻是一個人的特權和應有態度。他要自行找出有哪些已有的經驗，可以適當地用於他自己的處境和性格」（Mill, 2004: 91）

每個人的人生經驗不同，也只有自己知道，什麼是最適合自己的判斷。這些是個人所獨有的人生經驗，是別人所難以知道，也難以衡量的地方。譬如，當我們推薦別人爬山運動，可是就有些人有懼高症，爬山反而是一種心理負擔，沒有辦法真正獲致健康。

2.     使用增進說

密爾認為「心智和道德的力量，和體力一樣，只有使用才得增進」（Mill, 2004: 92），所以，我們不要害怕讓個人作決定。這些個人必須從嘗試錯誤中，才能學習作出更健全的判斷。可是倘若我們害怕讓個人作決定，個人的判斷力不容易成長，也沒有獲得學習的機會，最後真正在不得不自己作決定時，就無法作出一個比較好的判斷。

3.     欲望衝動說

密爾指出，「慾望和衝動，正和信仰與克制一樣，同是一個完備的人的一部份，使得個人的衝動成為鮮明有力的那些強烈情感，也是產生酷愛美德與嚴格自制的來源」（Mill, 2004: 93-94）。譬如有些男孩子，在追求某個女孩子時，欲望往往也是一種動力，一個讓這個男孩子可以有更好的自我節制與試圖表現更好的意圖。

密爾這裡的意思是說，我們也不要否定個人的欲望、私心，他認為這些是會產生力量的。這些強烈的情感，可以成為力量的。因此，當我們看到有些人在戀愛中沖昏頭，我們不要貶低這種價值，這些其實可以發揮更大的力量。

4.     天才貢獻說

「有天才的人，的確總是佔很少數；但為獲得他們，就必須保存生長他們的土壤」（Mill, 2004: 99）。跟大家分享一則新聞，大意是說，南韓三星總裁說：「一個天才可以養活百萬人」。因此，我們不要小看這種培育天才發展的土壤。雖然我們有時可能會發現1000的所謂天才或怪胎，可能999只是怪胎，但是那其中一個可能就是女神卡卡或是賈伯斯，他們對一般大眾所能帶來的創新與改變，往往超過上萬個普通人。反過來說，如果我們覺得這些不過都是平庸的怪胎，一一試圖去「矯正」，要求跟一般大眾一般，那麼我們這個社會，就很難期待天才的誕生，也失去了天才對社會的重大貢獻。

5.     自我關心說

每個人最關心自己，「任何人對於它的事情的關切，和他自己的關切比起來就非常微小」（Mill, 2004: 112）。你的牙齒痛，跟一個報上報導的家暴受害者，那個受害者一定比較痛，可是，你很可能還是最關心自己的牙痛。同樣道理，誰會最知道你的牙痛？誰會最知道，如何才能避免？當然就是我們自己，所以，我們為何還要期待公眾給我們指導呢？

6.     干涉不當說

外在的干涉，因為要便於管理，因此，往往只能採用最一般化的方式，而沒有辦法因人而異的管理。譬如，騎機車戴安全帽，這是一個比較容易管理的方式。但是，有人可能騎機車不注意左右方來車，這本來是更危險應該管制的事。可是，外在的規定不易管制，不見得最符合個別的需要。因此，密爾說：「反對公眾干涉純粹私人行為的最大理由，就是在它干涉的時候，往往干涉不當，而且在不當的場合加以干涉」（Mill, 2004: 120）。

綜合這六大理由，密爾認為尊重個體性，可以帶來整體社會的進步。非常令人驚訝地，密爾舉出的反例，竟是中國社會。《論自由》是1859年出版，當時中國正是清朝末年，鴉片戰爭失敗。在密爾眼中，中國就是整個社會在同樣的教條、規範下發展，縱使早期文明發展有一定的成就，但是集體的僵化，導致中國發展的停滯。密爾呼籲歐洲不要陷入中國這種集體僵滯的困境，要能注重個體性的多元展現，才能促成整體社會的進步。

密爾的觀點，即使已經是150年以前的評論，可是放到今日中國的社會，也未嘗不是一個有力的評論。在台灣，我們的社會雖然已經越發重視個體性的發展，尊重多元，但是在一些方面，我們還是過於偏向集體式的思維，很多價值觀趨於類似，缺乏尊重個體的風氣，這是我們在讀密爾的《論自由》後，給予我們更多勇於發展個體性的理由。

參考書目

Mill, John Stuart

    2004  論自由, trans. by 郭志嵩. 台北: 臉譜.

Mill, John Stuart

    2007  我的知識之路—約翰‧彌爾自傳, trans. by 吳良健 and 吳衡康. 台北: 網路與書.